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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傳統文化對法治建設的影響與推進
作者:范忙先 李建民 雷艷茹  時間:2017-04-11  新聞來源:大荔縣人民檢察院  【字號: | |

淺談傳統文化對法治建設的影響與推進

范忙先 李建民 雷艷茹

【摘 要】文化是精神領域的產物,是隱藏在物質文明和制度組織后的精神力量,它包括了政治意識形態,也包括人們的生活態度、宗教信仰和審美情趣。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則是那些經過歷史淘沙,從古至今一直留存下來的具有一定特色的信仰、習俗、社會形態等,并包括將此精神與價值相凝結的制度和器物內容。應當說:凡是經歷社會變遷和歷史沉浮而難以泯滅的、穩定的、深層的無形的文明成果都是傳統文化。它是歷史所凝結的穩定的生存模式,滲透于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自發地或自覺地左右著人的各種生活狀態。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實踐中積淀起來的精神遺產。

【關鍵詞】傳統文化  精神遺產  法治影響  推進作用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

(一)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延續性、凝聚力與包容性這是由其特定的地域狀況決定的。自古以來,華夏子孫生活在一個較為固定的區域內,隨著政治的不斷統一以及共同的語言和經濟生活,逐漸形成了民族文化深層結構的社會心理,從而使華夏民族擁有了超強的凝聚力。民族的融合和凝聚為統一的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只有中國傳統文化體系是長期延續發展而從未中斷過的文化。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原文化不斷吸收各民族文化優點,不斷發展和完善,并使漢文化源遠流長。它還具有強大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主要表現為文化心理的自我認同感和超地域的文化群體歸屬感。形成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包容了道教及西方的佛家思想,使儒道佛三種完全不同的審美境界出現在中華文化之中。一種是溫柔敦厚、載道言志;一種是逍遙自由、直覺天籟;一種是拈花一笑、妙語真如。

(二)治理國家與處理人際關系方面,強調禮治、德治,法律在最后。禮治強調人倫道德,即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友則悌。在處理君與民的關系時,強調君主專制,強調臣民要忠君,也有不少政治思想家強調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三綱”說,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即根據各自關系,要安守本分。而五常“仁義禮智信”,則是用以調適在身份取向條件下各種人際關系的永恒道德規范。“三綱五常”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禮治秩序的總綱。強調為國盡忠、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提倡忠君愛國。以治國、平天下為人生的最高目標,強調將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重視主體的道德修養而忽視對客體的討論與分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將時刻反身內求、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作為求學與研究的唯一目標。

(三)政治至上。農業歷來是中國的命脈,土地就是天,以土地為唯一尊崇對象,走向極端就容易思想變得狹隘,在社會生活中尋求唯一的理想形態。中國古代政治活動籠罩一切,所有的政治活動都緊緊圍繞政治活動展開,把原本應該多種多樣的社會追求變為單一的政治追求。中國傳統文化使政治成為中國古代歷史舞臺上唯一的主角,在社會生活中占絕對主導地位。爭奪政權的戰爭和政治斗爭頻繁。法律也只有刑法、行政法,沒有單獨的商法和民法。輕視經濟、輕視科學技術對社會的發展推動作用。

(四)在人與自然關系上,講求天人合一,以和為貴。這一點是儒家與道家想通之處。在傳統中國人世界觀中,人的領域和自然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古人對自然的認識崇尚和諧。如漢儒董仲舒建立起“天人感應”理論;老子講到:“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天人合一”是農業文明的產物,它反映了人與自然息息相關、相依共存的密切關系。重視生命價值,兼愛宇宙萬物,終極目標是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二、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法治的影響 

文化是特定人群的生活樣式,這種生活樣式中當然也包括了具體的法律樣式。法律生成于傳統又影響著傳統的發展變化。法律與一個民族歷史文化傳統有著深層的聯系。現代化進程也向世人提出警告:任何忽視民族法律文化而進行的法律移植和國家立法都不可能獲得成功。法律與文化傳統之間關系密切,法律傳統是整個文化傳統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只有與整個文化傳統融為一體,它才能獲得生命。中華民族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其傳統文化對法律制度產生了很深刻的影響。只有尊重本國、本民族的法律文化傳統,才能切實有效地推動本國的法治建設,實現法治的現代化。而中國的諸多文化現象中,儒家文化對社會生活的影響無遺是最深刻的。我國傳統文化對現代法治既有積極的指導意義,也有消極需要完善的部分。

(一)積極意義與時代傳承

1、傳統儒學中以人的主體為善作為終極目標。即從理論上講,儒學追求至善的價值,在如何實現國家的治理上,傳統儒學主張要以人的主體至善為根本。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儒學講究仁義道德,堅持以仁義精神感染法律。以道德原則支配法律,這其實是法治所追求的理想之一,即法必須是良法。儒學是在試圖把仁、義、禮、智、信的基本要求轉化為普遍規范,這應當是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法治文明的道路。對儒學所表達的人文理論,從治國角度而言,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在豐富法治的治國觀點。同時,傳統儒學還強調要注重每個人的道德修養,追求人的自我完善,強調以道

德塑造人的理想人格。這也是治理國家所必須的。即法律不是治國方法的全部,儒家將其德的修養共同實踐于國家的治理,在現代社會中如能將其并行于法治,是需要我們發揚的。

2、主張良法和限制君權。按照儒家理論,道德具有至上的性質。不僅人的行為要以道德為主,法律的制定也必須符合道德要求。孔孟通過贊揚“先王圣人之法”而提倡良法,儒家人物通過反對重刑與苛刻,以及主張親屬相為隱等,都顯示了他們對良法的追求。在儒家心目中,道德是適用于君主和臣民的普遍的價值標準,所有人都應遵守。孔子強調“為政以德”,君主應按道德要求施政。孟子主張“仁政”,并提出“唯仁者宜在高位”,他所闡釋的“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也體現了君權至上的否定。這一點應當說與法治所要求的必須有良法的思想內涵是相通的。

3、提倡和諧。和諧是中國文化最重的追求和理想的境界。作為中國文化子系統的中華法系,也以和諧為其價值和目標。中國傳統的家禮與國法的存在與運作遵循著自然秩序原理、倫理政治原理,其中講究的是中華文化的和諧之道。在法律傳統中,對于民事案件、輕微刑事案件,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實踐,歷朝官員和百姓都樂于以調解來解決糾紛。而當代中國獨創的人民調解制度在化解糾紛,解決社會矛盾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中國步入現代后,儒家法文化已不再是官方哲學,但它所持的和諧觀,在中國的生活中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二)消極影響與歷史變革

首先,體現在個人與群體的價值關系方面。儒家思想強調社會中的個體融入群體,強調個體需求無條件服從群體。君、父、夫作為國家和家族的代表,在道德學說中貶低社會成員的個性發展要求。另外,中國傳統社會的小農經濟十分發達,商品經濟比較落后,沒有提供產生群體應該滿足個人全面發展的需要這種觀念的社會經濟基礎,個體的創造性和獨立性被理所當然地忽略掉。個人不得有個性和人格,更談不上獨立、權利、價值和尊嚴。而法治所追求的實體價值,重視的恰恰是對個人價值和個人利益的尊重,沒有個體何來集體、國家? 今天國家本位主義的法律傳統在制度層面已被否定,但一定程度上仍控制著人的思想。

其次,對于法律,人們缺乏一種起碼的信任,更談不上信仰。而法律信仰問題直接關系到中國法治國家能否得到實現的關鍵。伯爾曼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它不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還包含了他的感情,他的直覺和獻身,以及他的信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法律是為了政治而生,又被專制政權所利用,文化的價值觀本身缺乏對公平、正義與公正的追求。我們可以將西方許多先進的、科學的法律制度移植到中國,但是現代法制觀念的培育要艱難許多,復雜許多。中國傳統的重刑輕民思想,使人們忽視私權,沒有形成民事權利的意識。這種觀念壓抑了個體權利,導致公民權利意識淡薄。阻礙了法律信仰的生成,也影響了正義的實現。

第三,官本位思想嚴重,這是阻礙中國民主法治進程的阻力之一。傳統社會主要把社會的治理主要寄托在官員的道德修養上,而不重視從社會制度角度完善。百姓則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明君、清官上,形成較強的清官情結。儒家講尊尊,講等級,這種思想指導下形成對政治資源的壟斷,使得人們想方設法獲取靠近權力或權威的資格,形成強烈的官本位意識,而社會整體的權利意識  缺失,社會責任意識失衡。

第四,法治建設的創新和改革 。在當代中國法治建設過程中,我們應該通過張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將中國傳統儒學人文精神理論和思想融于中國特色的法治文明中,以一種現代性的方式展現自身價值。結合法治的理念要求,去掉傳統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并在本國文化基礎上進行大膽創新和改革。

一是在觀念上應當接受法律和道德都是治理國家的手段。對于二者任何一方都不可缺席。但是對于二者的先后關系,我們傳統的方式是德主刑輔,即以德為第一調整手段,法為第二。道德是人的一種自覺性行為,而人都有趨利避害的特點,只靠人的自覺,實際效果并不盡人意。所以必須改變一貫的倚重個人道德自律的現狀,加強以法律為支撐的制度建設,因為法律的規制是客觀的、確定的,并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其約束效果明顯優于道德。同時,道德的作用也需要權威的支撐,道德規范對人的有效約束必須借助法律的權威方可建立。即道德是更高層面的精神追求,對其進行有效的控制才可真 正發揮其積極價值。

二是國家應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完善權力制衡體系。因為權力制約和權利保障是法治的根本和核心,我們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實現依法治權。以法律約束和規范權力,實現在法律統治下的權利約束權力。改變人們的政治至上觀點,尋求多樣化的社會生活方式。

三是對民眾進行相應和廣泛的法治理念的教育。文化是政治、經濟的集中表現,其形成是果而非因。傳統文化根深蒂固,對其進行更新以適應現代社會,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決的。我們可以利用各種方式推進法治理念的教育,使人們逐漸普遍重視法律,增強個體權利意識,積極維護法律權威。我們的更新變化要同社會成員的心理、習慣、文化觀念等有著基本的接近和適應,人們的行為習慣和心理觀念也需要通過制度的變革來推動和引導,二者相互適應,才可達到應有的目標。

(作者單位:陜西省大荔縣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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